2004年5月9日母亲节，绰号“白狼”的台湾前总掌法，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宣誓，成立“中华统一促进党”（2005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）。

  他说：“成立这个政党的初衷，不是为了参加选举、谋取公职。它只有一个使命，就是促进两岸和平统一。”

  刚下飞机就看到上千名全副武装的警察，在机场等候多时，他坦然面对，简单说了句“悉听尊便”，伸出手让警察戴上手铐，没有一丝反抗的举动。

  关于返回台湾的动机，他在几天前的上海记者发布会上说：“个人的名誉不足为道，为两岸人民追求真正的和平，才是个人期盼的使命。”

  接着，“白狼”手捧一本标题为《和平统一，一国两制——台湾人民幸福的最佳保证》的书，微笑着被警察带走了。

  这个人就是被台湾当局以违反《组织犯罪防制条例》为由通缉了十几年的“要犯”——张安乐。

  1949年4月，势如破竹渡过长江，攻下南京。数百万军、公务员和教师（简称军公教），纷纷跟随蒋介石政权涌入台湾。

  刚进入台湾时，在学校、社会上，来自大陆的军公教子弟与岛内青年冲突不断，为了抱团取暖，以自保为宗旨的校园帮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。

  上个世纪50年代，在台湾出现的“”、“”，其骨干成员大多数是来台的军公教、眷村子弟，所以在台湾素有“外省挂”之称，即外省籍背景的帮会。

  尽管最初发起时，校园帮会多以学生抱团自保为宗旨，但建立后，逐渐出现了黑恶化的趋势。为维持和发展壮大，帮会纷纷介入色情、赌博等违法行业，为收取保护费、争夺地盘而互相火并倾轧。从50年代后期开始，岛内最大的“”和“”，多次展开火并。

  台湾的“外省挂”以组织严密著称，其核心骨干不乏教育程度良好的青年学生。败退台湾后，吸取了在大陆的失败经验，对早期依赖发展壮大十分恐惧。因此撤台后，对大中学校的学生活动严加管控，连学术思想活动都不得开展，校园氛围十分低沉。

  与此不同的是，帮会义气和兄弟情谊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很大，当局对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青年学生加入帮会后，以其出色的组织和运作能力，迅速成为骨干和中坚力量。后来台湾帮会大佬中，很多知名的大人物，大多出身建国中学、台湾大学等名校。

  在岛内的帮会大佬中，1948年出生于南京的张安乐属于晚辈。“”和“”为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时，张安乐还没有出道。

  张安乐的父母都是老师，他从小在桃园读小学，读书很厉害，毕业时还拿到了县长奖，由吴鸿麟先生亲自颁发。

  初三那年，张安乐因为染上了肺结核，无奈休学。休养半年返回学校，为了跟上学习进度，父母为他报了个补习班。

  补习班环境很乱，分帮立派，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。入学第一天，张安乐就和坐他旁边的同学打了一架，原因很简单：互相看不对眼。

  对方人多势众，多亏了“”兄弟的帮忙，张安乐才摆脱了危险，于是他决定加入。

  1964年，张安乐加入“”时，在帮内排“狼”字辈，取名“白狼”。在帮内他结识了“”的总堂主陈启礼。两人相交甚密，很快成为莫逆之交。

  1966年，天资聪颖的张安乐，考上淡江大学欧研所，并在读书期间发展“”的分支组织。

  初入“”，张安乐资历尚浅，但能够在帮内迅速提高地位，还要归功于他出色的组织能力。

  上世纪60年代后期，正值越南战争高潮，数十万美军在台湾驻扎、休整。美军的消费拉动了色情、赌博业的发展，在这些边缘行业的刺激下帮会迅速膨胀。“”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，不断新增分支组织。

  1968年，张安乐在阳明山召开帮内会议，改组扩大“”组织，并规定各分支部门必须向总部上缴部分收益，称为“母金”。此举稳定了“”核心组织的财源收入，同时保证了核心组织对分支组织的控制力与影响力，对“”的扩大功不可没。

  1970年7月，“”的财务负责人陈仁，卷走大笔“母金”出逃，并跑到警察局寻求保护。

  为杀一儆百，“”总堂主陈启礼，派出亲信在台北街头将警方保护下的陈仁砍杀。陈启礼因此被警方逮捕，送到台湾著名的绿岛监狱管训5年。

  陈启礼入狱后，“”群龙无首、人心惶惶。帮众推举张安乐为“”总护法，负责管理帮内事务。张安乐为此从淡江大学退学专注“”的发展和维持。张安乐任总护法期间，大大推动了“”的组织化、制度化，不断提拔帮众中的年轻后生。因此“”在总堂主陈启礼入狱期间，不仅没有涣散，反而继续扩张。

  然而，资历浅、不足以服众始终是张安乐的短板，因此常与帮内元老发生摩擦，甚至升级为“”内斗。最终张安乐决定淡出“”赴美国发展，经营餐厅的同时，在斯坦福大学攻读运筹学硕士。

  1975年，陈启礼出狱后，一段时间内与“”保持距离，主要经营消防、市政行业。同时，他还结交政府人士，承揽大批市政设施建设工程，“洗白”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。

  1979年后，随着台湾经济的腾飞，帮会也迎来新一轮的深度整合。“”纷纷注册成企业，进入餐饮、娱乐、媒体、建筑等快速地发展的行业，且获利不菲。

  在台湾空军退役军官蔡冠伦的整合下，“”的宿敌“”东山再起。卷土重来的“”，再次与“”爆发混战，双方势均力敌，长期胶着。在此背景下，陈启礼重回“”，整合帮内各派力量，准备与“”一决雌雄。

  入狱5年后，陈启礼深感帮会一定要活得当局的谅解，与情治系统的合作十分关键。事实上，陈启礼出狱后经营企业时，就刻意和政府搞好关系，并从中受益不少。

  随着“”影响扩大，陈启礼结交上了陈立夫、蒋纬国等军政元老，与台湾当局高层搭上了关系。

  帮会混战致使台湾岛内治安恶化，舆论要求政府扫黑的呼声很高，陈启礼遂决心投效台湾当局，获取谅解和保护。

  1981年7月，陈启礼约见岛内媒体人士，谈论时局，当众反对党外运动的政治立场，表示愿意为当局效力。

  陈启礼的表态，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支持，经过陈立夫、蒋经国等人的联系，时任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多次约见陈启礼，不久决定将他吸收进情报局。

  1985年，陈启礼和吴敦来到美国找到张乐平，除畅叙旧情外，对赴美之目的只字未提。直到侨居美国的作家刘宜良（笔名江南）被杀后，他们才对张安乐吐露实情。

  江南原名刘宜良，属于台湾派往美国的情报间谍，后来又阴差阳错成为美国FBI的线人。后来，江南写了一本名叫《蒋经国传》的书，书中有部分批评蒋经国的内容，这中间还包括当年他在苏联写文章批评他父亲等。这本书在台湾引起轩然，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找到江南谈判，最后以20000元的代价，要求他修改书中的内容，江南答应了。

  情报局按照约定汇钱给他，寄到17000元时，又获悉江南还要写《吴国桢传》、《龙云传》。汪希苓认为江南可能还想靠新书敲诈更多钱，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暗杀江南。官方出面干这种事，影响太大。

  汪希苓派出陈启礼、吴敦及董桂森等具有黑帮背景的人，去美国执行暗杀任务。由于江南是FBI的线人，事件发生后，美国政府给蒋经国施压，情报局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事情败露，决定杀人灭口，发动“一清”项目。第一批抓的人里，就有陈启礼、吴敦等一千人。前后共抓了一两千人。

  离开美国前，陈启礼找到张安乐，将事情的原委全盘托出，并请他在关键时刻一定要出手帮忙。张安乐提醒他：“要格外小心，军统做事从不留后患，常常利用完就杀人灭口。”

  陈启礼说：“我早知道了，我录下了他们下达命令时的录音，现在交给你保管。我出事了，你就用这卷录音带与蒋经国谈判。”

  当时的“国安局长”汪敬煦派人到美国与张安乐谈判，“”提出三个条件：

  1984年3月，为救兄弟陈启礼，张安乐携带录音带，在洛杉矶公示：“江南案”后面还有更大的主谋。实际上，录音带里只记录了“汪希苓”下令刺杀江南的录音。

  随后蒋经国被迫“弃车保帅”，将汪希苓逮捕，对外声称：“这是汪希苓的个人行为。”

  同时放出绯闻，说：“汪希苓与江南的太太暗中勾结，所以这个案件属于情杀。”

  最后张安乐抛出狠招，声明：“汪希苓其实就是受到蒋孝武的调遣，下令暗杀江南的。”

  身心俱疲的蒋经国只能将蒋孝武送到新加坡，然后借《时代》周刊之口宣布：“蒋家永远都不可能有世袭的可能。”

  尽管如此，在美国压力下，陈启礼等人依旧需要接受审判，随后入狱，为兄弟奔走呼号的张安乐，也被美国盯上了。

  “江南案”后，美国警察以“贩毒”的名义，将张安乐逮捕。在法庭上，检方证人帮助美国政府作伪证，判处张安乐有期徒刑10年。

  在狱中，他依旧保持乐观的心态。他说：“这十年我最大的收获，就是攻读了几个学位。”

  在被他称为“冤狱”的岁月中，他攻读了会计、信息管理、心理、社会学等课程。迄今为止，张安乐拥有5个学士学位和两个肄业的硕士学历。

  1996年，张安乐开始在台湾下海经商，利用“”的影响力，创立韬略集团。该集团成立后，发展迅猛，很快成为了台湾数一数二的大企业，并将业务开展到了大陆。

  张安乐本人也于当年10月赴大陆投资建厂，但这一去他就再无法以正常身份返回台湾省了。

  一个月后，台湾当局通过《组织犯罪防制条例》，开始大规模扫黑。由于张安乐有“”背景，他被指控违反条例，遂遭到台湾地区有关部门的通缉。

  张安乐坦白：“我真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法，突然就被他们要求回去自首，荒谬得很！”

  之后的十几年，台湾省多次请求大陆警方配合，将张安乐引渡回去，但考虑到对岸没提供有力的犯罪证明，大陆拒绝了他们的申请。

  张安乐表示过，不回去自首与母亲有关：“我不愿意给母亲增添新的困扰，也不想回去被他们羞辱。在美国蹲监狱的10年，母亲多次打电话问能不能等到我回来。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为何需要去自首，不理他。”

  在大陆办厂的十几年里，张安乐在大陆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他们公司生产的各类安全帽，远销海外。

  因为回不去台湾，他把家安在了深圳。但他从未停止关心过台湾的大小事，更经常挺身而出。据说，那些曾经担任过“立委”的或者人士，到深圳的第一件事，都会专程去拜访张安乐，他也会热情接待，请他们谈一谈台湾的现状。

  他的统一主张，除了对提出的“一国两制”理念极为推崇外，还有“大哥”陈启礼的影响，陈启礼对他说过：“如果‘’在台湾有了市场，你必须要站出来与他们斗争。”

  2005年4月，时任主席连战访问大陆。桃园机场爆发蓝绿民众的激烈冲突，张安乐组织的“天使护卫队”首次现身。（）时期，“天使护卫队”的任务，就是保护台湾著名的“斗士”施明德。

  同年9月，在台湾“光复”六十周年之际，张安乐创建“中华统一促进党”并自任总裁，该党在台湾公开宣扬“一国两制，统一中国”，它是台湾第一个公开表明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政党。

  2010年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，独派团体甚嚣尘上，甚至派出汽车冲撞围挡的护栏。张安乐隔海号召、力挺陈云林，他通过电线人，举红旗、开游览车阻挡抗议民众。

  张安乐说：“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反对‘’。另外，有很多支持统一的人受到的威胁，所以我有必要去保护那些赞成统一的人士。”

  张安乐的统一动机甚至被多层质疑笼罩，他的主张与理念在台湾只有少部分人支持。

  为此张安乐表示：“我们选举是没有一点包袱的，唯一的目的是促进祖国统一。我打算最近几年回台湾一趟，回去也还是为了推进统一，不然我可完全留在大陆。”

  张安乐说：“我觉得自身没罪，回去后最好的结果是交完保释费24小时走人，最坏的结果是收押我两个月。”

  2013年6月28日深夜，是他避居大陆的最后一个夜晚，记者打电话问他：“此时此刻，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”

  他在电话中沉默了几秒，回答道：“两边都是我的家，无所谓了。我已经这把年纪了，蹲监狱也无所谓。”

  张安乐曾经笑着说：“我一下飞机，就会高举自己写的宣传‘一国两制’的小册子，然后对警方说：‘我就为了这个回来的，你们要铐就铐吧！’”

  滞留大陆十几年，由于护照过期，台湾当局一直不愿给他办理入台证，每个单位都踢皮球。

  2010年，张安乐母亲去世，他想回去奔丧，向相关的单位申请入台证，一直拖到2013年3月才通过。

  2013年6月28日晚上，上海市台商协会为张安乐举办了一个600人的晚宴，用来欢送他返台。在此之前，他还在上海召开记者会，高调表明自己促进和平统一的决心。

  下午2点，张安乐乘坐的CA197航班平稳落地松山机场。不出所料，舱门一打开，台湾检察官就冲入机舱，将张安乐戴上手铐带走。

  机场外，除了警察部署的600名严阵以待的警员外，还有中华统一促进党安排的20辆观光游览车在机场为张安乐接机。

  在机场戴上手铐时，张安乐刻意将我们自己所带来的一本具有政治意义的小册子，挡住被铐住的双手。这本小册子是他自己写的，名为《和平统一，一国两制——台湾人民幸福的最佳保证》。

  他全程都没放下小册子，一直抵达台北检察院都没有放下来：岛内媒体认为，警方没有完全制止他，简直让这次的押解行动，成为了张安乐个人的政治表演。

  此后数日，张安乐密集接受各个媒体采访，并在电视节目中频繁露面，高调宣传“一国两制”。这位昔日的帮会大佬，与人辩论政治议题时，再无一丝火气，谁能想起他曾经的峥嵘岁月？

  从南京到台湾，从台湾到美国，从美国到深圳，再从深圳返台湾，张安乐岁的一生过得纷繁别致。

  已经70多岁的张安乐表示：“历史学的学历背景，让我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。比如两岸问题，顺应自然，水到渠成，只要两岸经贸继续交流下去，经济情况好转，政治情绪就会趋于稳定，因为经济上的腾飞会带动政治的发展。”

  他还说：“自己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，人生也够丰富了，在大陆有自己的事业，儿孙满堂，不管是事业、家庭，我都没有后顾之忧了。”